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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考成法以“月有考、岁有稽”的严苛标准考核官吏，实则是对嘉靖以来“官场混混满街走、奏章积压如山丘”的沉疴下猛药。

    彼时官员玩忽职守成风，一件公文从州县递至中枢，竟能拖延数年而不决。若无铁腕整饬，朝廷政令如何通达四方？边防军情如何及时应对？民生疾苦又如何上达天听？

    清丈田亩之举，则更是直接与天下士绅为敌。那些被隐匿的万顷良田，本就是士绅阶层吸噬国家命脉的病灶，是百姓流离失所、赋役不均的根源。若不彻底厘清，国库永无充盈之日，民生永无安宁之时。

    此举虽招致怨声载道，却为国家财政重建了真实税基。

    至于一条鞭法，虽确实在客观上强化了白银本位，使明朝经济逐渐依赖海外白银流入——这一隐患在晚明白银危机爆发时显露无遗。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却是将“田赋、徭役、杂税”合而为一的最高效改革方案。既简化了税制，让百姓缴税一目了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胥吏上下其手、层层盘剥的空间，减轻了基层民众的无谓负担。

    自然，张居正从不是未卜先知的圣人，他只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了最贴合实际的选择。

    他面临的阻力，是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千百年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僵化思维，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对“变革”的天然抵触。

    可他偏要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一手抓吏治，一手抓财政，硬生生在死水一潭的大明政坛中搅出涟漪。

    万历初年国库从亏空到存银四百万两，九边防线从“兵无粮草、马无草料”到“军容整肃、守备森严”，这便是改革最无可辩驳的成果。

    换个角度想，倘若没有张居正的十年新政，万历三大征——宁夏哱拜之乱、播州杨应龙之叛、朝鲜抗倭之役——还能打得赢吗？

    尤其是壬辰倭乱，若无充实的国库支撑、没有整饬后的边军体系，明军如何能跨海援朝，将丰臣秀吉的野心挡在鸭绿江外？

    如果当时没能挡住倭寇的铁蹄，让其染指中原大地，那又该是何等不堪设想的后果？

    站在朱由校此刻的位置来看，最值得肯定的，是张居正那种敢于打破陈规、直面积弊的革新精神。

    自张居正死后，大明政坛上再未出现具备如此魄力与执行力的人物。

    天启朝、崇祯朝，难道真的无人看清大明的危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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