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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六年的二月，千叶县成田机场。

    天空呈现出一种浑浊的铅灰色，像是被弄脏的抹布。细碎的雨夹雪打在候机大厅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上，留下一道道蜿蜒的水痕，模糊了停机坪上那些庞大铁鸟的轮廓。

    大厅里暖气开得很足，广播声、行李轮子的滚动声、送别亲友的喧哗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股名为“出国热”的声浪。

    在这个日元极速升值的冬天，对于普通的日本中产阶级来说，海外旅行突然变得廉价而诱人。去夏威夷打高尔夫，去巴黎买LV，成了这一年最时髦的谈资。

    但在北翼候机楼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三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显得与周围那种轻松度假的氛围格格不入。

    高桥宏坐在冰冷的金属排椅上，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的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手背上的青筋都微微凸起。

    他很紧张。

    这种紧张不仅仅源于这是他第一次前往那个陌生的国度，更源于公文包里那份沉甸甸的使命。

    “厂长，要不要喝点水？”

    坐在旁边的年轻翻译小林递过来一瓶矿泉水。小林是刚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脸上还带着未脱的学生气，此刻正好奇地打量着四周那些穿着时髦大衣的旅客。

    “不，不用。”

    高桥摇了摇头，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感觉胃里像是塞了一块铅，沉甸甸的，什么都喝不下。

    他抬起手腕，看了一眼那块有些磨损的精工手表。

    距离登机还有四十分钟。

    目的地：上海。

    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那是一个只存在于黑白新闻纪录片和父辈回忆里的遥远名字。封闭、落后、充满了未知的政治色彩。

    “高桥君，放松点。”

    坐在另一边的老会计佐藤慢条斯理地擦着眼镜，语气平稳，“我们是去考察，又不是去打仗。听说那边的料理还是不错的。”

    佐藤是西园寺家指派的财务监督，一双眼睛总是半眯着，仿佛永远没睡醒，但高桥知道，这老头算账精明得像个鬼。

    “佐藤桑，您不知道……”

    高桥叹了口气，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周围那些去夏威夷的游客听见。

    “社长给的指标，太吓人了。”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公文包的搭扣。

    那里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那张由大小姐亲手画的、线条稚嫩的白T恤草图。

    另一样，是一张由西园寺修一亲笔签署的、拥有绝对授权的委任状，以及一张巨额的信用证。

    但随之而来的，是一道死命令。

    “我们要的不是即使穿十年也不会坏的衣服。我们要的是即使只穿一季，扔掉也不心疼的衣服。”

    “不用最好的棉花，只要最便宜的。不用最先进的机器，只要最听话的人。”

    “成本，高桥。我要你把成本压到连名古屋的乞丐都觉得便宜的程度。”

    这几句话像魔咒一样在高桥的脑海里回荡。

    作为一个在“工匠精神”熏陶下长大的技术员，这种要求简直是在践踏他的职业尊严。制造垃圾？去国外制造垃圾？

    但每当他想反驳时，就会想起那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修一站在高台上，用钱砸碎了旧体制的画面。

    如果不做垃圾，工厂就会死。

    “请前往上海的旅客，到12号登机口办理登机手续……”

    广播里传来了有些生硬的中文提示音，紧接着是日语。

    高桥猛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有些皱巴巴的西装下摆。

    “走吧。”

    他深吸了一口气，提起公文包，像是提起了一把冲锋枪。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都没有退路了。西园寺纺织的几百口人，都在等着这口饭吃。

    ……

    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机身剧烈地颠簸了几下。

    高桥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下方那片茫茫的东海。海面是深黑色的，波涛汹涌，与那个显得繁华且精致的东京渐行渐远。

    机舱里很安静。

    这趟航班上几乎没有游客。大部分是像他这样的商务考察团，或者是一些回国探亲的老华侨。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陈旧烟草味和某种廉价航空餐味道的独特气息。

    三个小时后。

    飞机开始下降。

    高桥贴在舷窗上，贪婪地注视着下方的陆地。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片土地。

    没有东京那种密集的、如同电路板一样整齐规划的街道。也没有银座那种即便在白天也闪耀着玻璃反光的大楼。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灰扑扑的色调。

    低矮的建筑群像是一块块灰色的积木，随意地散落在浑浊的黄浦江两岸。大片大片的农田呈现出冬日的枯黄色，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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